安徽合肥，曾经东部城市最没存在感的一座省会城市，但如今的合肥频频在各类城市榜单“霸榜”：科研城市前二十强、全国新一线城市十强、国家创新型城市前十、人口增速最快的省会城市……

近年来，合肥更以“最牛风投城市”火速出圈，成为经济强市里的一匹“黑马”。

从省内城市谁都不待见到经济快速崛起，合肥的逆袭之路走了几十年，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？

历史深处的合肥

网上一直有个调侃合肥名字的段子：两个胖子，打一座城市的名字。

其实，合肥还有个别称——庐州。

不过，合肥这个名字在历史上比“庐州”要早许多年。

安徽省属于江淮地区，长江和淮河横贯东流，将全省划成皖北、皖中、皖南三个部分。江淮之间峰峦绵延、岗丘起伏，合肥像一颗珍珠镶嵌在江淮分水岭的南侧、皖中平原的北部。

不过，古时的“合肥”，多写为“合淝”。

合肥的“肥”，其实来自淝水之意。

长江与淮河将安徽省截成了三段，合肥恰好处在安徽中部、江淮之间。

自江淮分水岭两侧发源的淝水（今东淝河）和施水（今南淝河），一条途经淮南寿县，北入淮河；一条通过浩渺巢湖，南下长江。二者分道扬镳，又在此地相合，是为合肥。

千百年来，这里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、吴越文化的交融地带，素有“淮右襟喉、江南唇齿”“江淮首郡、吴楚要冲”之称，水声一直回荡在古城墙的砖石里，从未干涸。

史书中最早提到“合肥”，可追溯到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“合肥受南北潮，皮革、鲍、木输会也。”

所谓“南北潮”，是指长江、淮河两个入海水道（淮河在宋代之前是直接入海的）。正是通过便利的水路，当地的土产物资经江淮水道，运输到各地。

“合肥”一名虽始见于《史记》，但经后来多方考证，秦朝始有“合肥”一称。

秦帝国统一天下后，实行郡县制，置合肥县，属九江郡。

西汉承袭秦制，仍旧设为合肥县；东汉建武时期，功臣坚恒被封为“合肥侯”；建安四年（199年），孙策取合肥后，又任命顾雍为“合肥长”，合肥的名字才逐渐为人熟知。

汉承秦制，郡县之上设置州，合肥隶属扬州九江郡，西为六安国，南为庐江郡。

三国时期，合肥属曹魏阵营，孙权亲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，守城的魏将张辽仅有七千人马，苦苦坚持了一百多日。

危急时刻，张辽带领八百“敢死队”乘天黑偷袭敌营，吴军大败，孙权差点当了俘虏，由此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军事范例，“张辽威震逍遥津”的故事也就此在合肥流传千年。

正因合肥“地处江淮之间，南北所必争”，历史上另一则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同样与合肥有关。

公元383年，谢石、谢玄率领东晋的8万军队，在寿州城下淝水两岸战胜了前秦苻坚的90万雄兵，史称“淝水之战”，这场战役就发生在合肥市肥西县以北与寿县相连的淝河两岸。

随后千年，合肥一直是兵戎相见的战略重镇，兵家接踵，干戈不断。

那么，合肥又为什么改名庐州呢？

这是因为隋开皇初年（581年）将南朝合州改为庐州，辖合肥等县，庐州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

元朝在此设庐州路，明朝把“路”改为“府”，明清两代，“庐州府”便成为了合肥的另一别称。直至清朝，合肥都是庐州府下辖的一个县。

民国时期，庐州府被废，合肥县直属安徽省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将安徽省省会迁至合肥县，合肥遂成为安徽省省会。

古往今来，无论“合肥”还是“庐州”，历史早已深深融于这座古城的血脉，但合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
尴尬的“带头大哥”

解放后，由于合肥经济体量实在太弱，安徽曾考虑将省会选在省内经济更发达的城市，为此上报中央。

1958年，毛主席视察合肥后当即批示：“合肥不错，为皖之中”“从长考虑，似较适宜”。

省会定于合肥，就此一锤定音。

合肥地处安徽中部，地理位置重要自不必说，但当时安徽省考虑另择省会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底子实在过于单薄。

合肥解放时，民间戏称为“三五”城市，即城内5平方公里、5万人口、5家作坊，便是合肥最初的家底。

直到毛主席视察那年，合肥的国营工厂不到百家，全市工业总产值刚超过千万，远不及北面的蚌埠和南边的芜湖。

城市穷到连机场跑道都破破烂烂，令人心酸。

有一次，一直乘坐火车的安徽省委书记心血来潮，想从合肥坐飞机去北京，结果赶上大雨，简陋的机场跑道根本没法让飞机滑行。

省委书记没办法，只好改乘火车。可当年的合肥到北京还没有直达线路，得从蚌埠市中转，才能正式出行。

正是因为合肥的发展始终不温不火，作为安徽省会的地位一直饱受质疑。

看到省内的“带头大哥”穷到自顾不暇，很长时间内，皖北的“小兄弟”们个个桀骜不驯，根本不待见这个“大哥”；皖南的“老实孩子”闷声不响，也很少主动与“大哥”亲近。

而合肥周边的马鞍山、滁州等市县，因为紧邻南京，硬是抛下“大哥”，与南京不断“眉来眼去”。

合肥空有“胖子”的名号，其实经济上“瘦骨嶙峋”，总带着几分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尴尬。

虽然隔壁的南京也同样被省内“小兄弟”指指点点，但绝没有像合肥混得这么惨，在省内毫无地位。

安徽当时每年向外输出劳动力超过千万人，有1/4来了南京，才令其有了“徽京”的戏称。

合肥也不是没有城市工业规划，毛主席视察那年，合肥的城市定位是一座以纺织工业为主的生产城市。

按照国家规划，上海市连人带厂搬迁了多家棉纺织企业来到合肥，城市东部被规划为庞大的纺织生产基地和各类工厂区，西南郊则分布着一所所高校院所和工业区，形成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雏形。

1982年，合肥又被定位为我国重要的科教基地和建设中的铁路枢纽城市。确定了合肥“一核三翼、风扇布局、绿环绕城、田园楔入”的城市空间发展的初步形态。

因为市内绿荫环绕，风景秀丽，合肥这种具有田园式、生态型的城市规划结构被称之为“合肥模式”，并作为经典案例写入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教科书《城市规划原理》，被誉为典范之作。

可风景好归好，经济总上不去，实在急人。

发展了几十年，合肥这座省会城市的经济总量直到1984年才超过芜湖，1989年才勉强赶上安庆。

合肥穷归穷，科教的底气却很足。

伴随众多高校及科研院所相继成立，为合肥成为科教之都，通过科技产业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笔。

合肥重视科教，最值得一提的，便是其在困难时期毫不犹豫接纳了中国科技大学。

合肥有个“裤子大”

在合肥，你只要说“裤子大”，当地人便会心一笑，那是“中科大”的合肥方言简称。

1958年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于北京玉泉路。

当时中科院为培养中国的科技人才，从全军以及中科院各院部、研究所紧急调拨设备和人力，首批1600名新生从全国各省市择优录取而来。

中科大的首任校长是郭沫若，他当时也是中科院的院长。给学生上课的是华罗庚、严济慈、陈景润这样的学术大咖。

可惜建校第八年，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，随着一纸《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》，中科大被要求立即搬离北京。

中科大搬去哪里成了中科院及校方头疼的事，当时看中的湖北、江西、河南都拒绝了中科大。

最终，中科大得到消息，搬迁到安徽。

当时，只有安徽省的李德生站出来说：“安徽人民就算是不吃不喝，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。”

中科大最初落脚是安徽安庆，但因为当地能提供的资源有限，经李德生拍板，将省会合肥西南角的合肥师范学院，让给了中科大作校址。

当时全部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，却是合肥能拿出的最好条件。

中科大虽说落户合肥，但心里念念不忘北京，多次争取申请回迁到北京。

可由于北京原址除了部分办了中科大的研究生院，还有很多被其他单位占据，市区实在腾不出更多面积办学，中科大回京的愿望彻底破灭。

这期间，中科大还尝试搬去上海、南京等大城市，但无一例外因为各种原因被婉拒。

这一切，合肥都看在眼里，不仅啥也没说，反而千方百计做好保障工作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合肥全市电力紧张，连工厂都只能错峰供电生产，可中科大说做科研不能断电，合肥市政府便将其列为重点电力保障单位，政府机构都只能排在后面。

合肥冬天没有供暖的习惯，但中科大北方来的老师说不习惯，于是合肥市政府便给中科大每间教室和宿舍都安装了暖气。

要知道，直到三十年后，合肥主城区和三个开发区才享受到集中供暖。

供电、暖气今天看没什么了不起，却是那时穷但执着的合肥承诺：中科大需要什么，我们就提供什么，没有，我们也想办法提供！

甚至，合肥在最穷的时候，面对中科大的建设依然慷慨解囊，每年拨付的科研经费远超本省的几个“亲儿子”。

中科大终于体会到，这个城市虽然不大，但是很温暖。

从那时起，中科大不折腾了，开始真心实意与合肥市“过日子”。

中科大的“娘家”中科院对此心知肚明，也很早在合肥布局科研建设。

离合肥市区15公里的董铺水库，有一座三面环水的小岛，合肥人称为“科学岛”。这样的科研环境，走遍全世界都难找到第二处。

1965年，中国科学院在此建立物理研究所，开启了合肥高端科技研发的序幕，得到了合肥市的鼎力支持。

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，中科院合肥分院已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顶级的科研机构，这里有俗称“人造太阳”的全超导托卡马克东方超环EAST，还有“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”，所有研究项目在全球范围都是数一数二的尖端科技。

因为对科学的敬重，合肥终于不再是东部省份的“无名之辈”。

1999年，拥有首个国家实验室的合肥被定为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、华东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。

2017年，合肥成为全国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之一。另外三个城市，分别是北京、上海和深圳。

中科大不仅给合肥带来了丰富的科技人才，更给合肥带来了智能语音、量子通信、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业，带动城市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和飞升。

从与中科大的结缘不难看出，合肥的“上位”或许是个偶然，但此后又成为省内城市艳羡的“霸都”，却是这座城市的魄力和决心带来的必然。

创投“牛城”

合肥有句俗话，叫“先胖不算胖，后胖压塌炕”。

“押宝”京东方、千亿资金“投注”长鑫存储、“接盘”蔚来汽车……对于这些合肥市政府经典投资案例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。

合肥市政府的这些“神操作”，不仅让合肥赚得盆满钵满，更让无数人归结为“合肥的运气实在太好”。

可情况真是这么简单么？

当初令合肥市政府“一战成名”的，是昔日“砸锅卖铁”引进京东方的决定，曾让业内惊呼“合肥市疯了！”

2008年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，国内著名的半导体显示生产企业京东方举步维艰。

彼时，京东方曾向深圳等一线城市求援，希望他们能出手相助。可这些财力雄厚的城市犹豫不定，都怕捡了个“烫手山芋”。

合肥市政府知晓后，经主要领导班子的讨论后，决定接纳京东方落户，甚至不惜停掉在建地铁等项目，承诺拿出90亿元资金，与京东方共同投资175亿元，敲定了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项目。

可事实上，即便暂停市政项目，面对承诺的巨额资金，合肥市政府依然有不小的资金压力。

这年合肥的GDP只有1665亿元，合肥市财政收入仅300亿元的规模，可谓是“当了裤子都不够”。

恰好，合肥之前组建的建投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通过撬动社会资本跟投，进行定向增发，成功募集了60亿元社会资金，合肥最终只出资30亿元。

如今，京东方在合肥的产业布局最完整，投资超过1000亿元，拥有2万多名员工、年产值400多亿元，合肥也借此成为了国内显示产业的新中心。

这种政府出面找项目，利用产投融合模式，合肥市在后期引入维信诺、蔚来汽车等众多重大项目都屡试不爽。

如果说投资招引京东方、蔚来是“移大树”，创投资本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投资则更像是“育树苗”。

而小心栽下树苗，又精心呵护成长的便是合肥产投集团。

2015年3月，合肥产投集团成立，其与华登国际、华芯投资、国投招商等众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了十多只参股基金，通过创投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6倍多。

其中，合肥产投最典型案例便是长鑫项目。

长鑫项目，是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完整技术、工艺和生产运营团队的DRAM项目。该项目建设3座12英寸DRAM存储器晶圆工厂，打造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于一体的存储器芯片国产化生产基地。

合肥产投与华登基金、兆易创新等合作，通过“产投系”基金群聚焦产业上下游投资，在合肥及周边构建起集成电路产业集群，产值规模超2000亿元。

随着填补国内空白的首个DRAM存储芯片实现量产，合肥又有了“中国IC之都”的赞誉。

算起来，全国比合肥“有钱”又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城市很多，可为何偏偏是合肥被称为“最牛风投城市”？

合肥不是“赌城”

很多城市在夸赞合肥的投资眼光好时，也会悄声嘀咕：合肥是一座“赌城”，几乎回 回“all in”；却基本小输而大赢。

说到底，似乎这些风险极大的项目，合肥都是靠“赌运”赚回来的。

这可真是小看了合肥。

别忘了，合肥拥有中科大等多家高校智库资源，而且一直有着求贤若渴的态度，所有投资项目绝对不是靠赌，而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项目发现机制和投资决策机制。

近十年来，合肥每年都会组织上百支专业的招商团队，紧盯产业和市场前沿，不仅及时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，还培养了大批懂市场又懂政策的专业人才队伍。

为此，合肥市政府还准备了一件“秘密武器”，这是由合肥市投促局领导牵头，14个局机关工作人员编写的《合肥市重点产业招商指南》。

这本册子中，关于新型显示、集成电路、软件、语音及人工智能等合肥市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，都被梳理成篇，每一个产业的发展趋势、产业政策、产业链情况、重点目标企业、招商对接平台，都被清晰地以文字、表格、图表等方式呈现，招哪些商、到哪些地方招商、以哪些企业为重点、通过什么方式招商，一目了然。

书中不仅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行业报告，对每个细分行业都有着专业细致的分析，每年还会根据产业趋势进行增减。

用其他省市看过这本册子的官员的话来说，“这就是我们与合肥产业投资上的差距”。

既有专业的投资管理队伍和直投能力，又有与社会资本参股合作的丰富实践，合肥的产业投资和招商才能无往不利。

截至2022年底，合肥科创板上市公司已达14家，数量仅次于上海、北京、苏州、深圳、杭州等城市，居全国第六位。

合肥各类风投项目落地，靠的就是“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”，即用市场的逻辑谋事，用资本的力量干事，这被其他城市称为基金招商领域的“合肥模式”。

可当全国竞相前来学习基金招商“合肥模式”时，合肥却又在悄然升级，在全市范围内纵深推进“创投城市计划”。

合肥的“创投城市计划”是“合肥模式”升级版，是以基金为抓手，聚集资本、挖掘项目、研判项目、匹配项目与资本的新投资模式。

自2022年6月18日正式启动以来，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等方式，“创投城市计划”累计推介产业项目70余个，吸引84家投资机构参与，成功为北京茗泽、科力北斗、正弦空间等企业争取到融资支持，签约项目总投资近40亿元。

合肥的“创投城市计划”，核心是政府主导的母基金，目的是发挥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放大效应，让更多资金精准投向产业转型、撬动招商引资。

按照参股基金投资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投资领域，合肥市政府引导母基金实行产业、科创、天使三个类别分类管理参股基金，通过引导社会资本，放大资金规模，都是为了服务合肥“芯屏汽合”“急终生智”等关键产业及科技创新发展。

所谓“芯屏汽合”与“集终生智”，是合肥市对规划中的新兴产业的一种简称。

“芯屏汽合”中，“芯”指芯片，“屏”指平板显示，“汽”指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，“合”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，都属于合肥新兴产业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而“集终生智”是指集成电路、新型显示、新能源汽车、安全应急、智能终端、生命健康、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专家入库。主要包括科学普及、学术交流、人才举荐、遴选评审、咨询论证、决策咨询等内容。

有目标，又有方法，合肥创投才能取得那么多的辉煌战绩。

大湖名城，创新高地

合肥这些年的经济提升，同时伴随着城市格局的不断改变。

合肥市在2000年之前，城市面积仅224.7平方公里、市区人口不到300万人。

不仅城市首位度不高，城市空间有限、城市品质不佳等问题，都成为制约合肥发挥安徽省域中心城市作用的瓶颈。

2002年，合肥市政府在聘请国内知名规划设计专家，经过充分讨论，提出了“做足巢湖文章，向湖推进，借湖起飞，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带”的发展战略。

根据专家建议，结合合肥地理现状，合肥市最终形成了“141”城市发展战略——改造提升核心主城区，加快老城区改造步伐，全面提升城市功能；依托主城区，在主城区的东部、西南部、西部和北部建设四个城市副中心；沿巢湖方向逐步建设一个生态型、现代化的新城区，即今天的滨湖新区。

经过十年发展，合肥通过城区改造，实现了从“环城”到“滨湖”的演变，尤其以“芯屏汽合”“集终生智”为代表的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破万亿，有力地支撑了城市的稳步发展。

但合肥的面积依然有限，于是又盯上了近在咫尺的巢湖。

巢湖是中国四大淡水湖之一，虽然紧邻合肥，但始终在旅游和环湖经济上没能充分发挥出效应。

2011年，国务院正式批复合肥市行政区划调整方案，从此合肥市揽八百里巢湖入怀，从“滨湖时代”进入“环湖时代”。

2013年，合肥市在征集了各界意见基础上，提出了新的城市格局规划，即一个主城区（“141”整体）、三个副中心城市（巢湖、庐江、长丰）、三个产业新城（合巢、庐南、空港）、一个环巢湖生态示范区，形成了“主城+卫星城”模式的城市空间结构。

合肥为此喊出“大湖名城，创新高地”的发展目标。

2016年4月，国务院批准合肥市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，合肥与长三角关系也越来越密切。

这一时期，合肥昔日交通发展的短板，随着合福高铁、合郑高铁、合新高铁、合蚌连高铁、合安九高铁、商合杭高铁等的接入，逐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“米”字形高铁网络，成为长三角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。

2017年，合肥在成功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后，又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，正雄心勃勃打造有竞争力的国家中心城市。

合肥也变得越来越有钱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合肥的GDP也从2001年的363.4亿元，上涨到了2017年的7191亿元，合肥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从102户猛增至1189户。

2020年，合肥GDP首破万亿元大关，不仅顺利迈入“万亿俱乐部”，同时还成为了新一线城市。

2022年，疫情复苏后的合肥GDP为12013.1亿元，同比增长3.5%，高于全国0.5个百分点，全国省会城市排名第十，就连人口增长也跃居长三角前列，超过了上海、南京、苏州等城市。

因此，现在的合肥可以很有底气地说，“多大的项目，都有钱拿得出手，都有人能干事！”

如果说合肥之前的“胖”是“虚胖”，那么合肥如今的发展完全是凭借“合则两利”的原则，通过扶持各种高新企业，果断投资产业项目，终于吃成了一个“胖子”。

变幻莫测的未来，只有用变化应对。一路同行，没有天之骄子和幸运儿，只有风雪中的寻路人。

合肥的发展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投资眼光，但更离不开沉积力量创新求变的意识。

这是应对这轮循环的底气，或许也是变数时代的答案。